“非正规”就业正成为普遍现象 当前世界上以资本与劳动为双方的博奕中，劳动一方正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因为国际资本正在“全球化”的大旗下，试图创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于是，他们轻而易举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线，可以在世界上到处流动，在降低成本、攫取利润方面他们有太大的自由度。而劳动一方，因为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他们流动的余地很小。因此，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国界之内自己与自己竞争，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发起的劳动力价格恶性竞争的威胁。 资本随心所欲地从本国“出逃”，首先使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上升，继而，影响到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它会使失业问题蔓延到我们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 因此不但在中国，全世界几乎都一样，大多数人拥有稳定、较高收入的工作已经成为渐渐远去的“乌托邦”，而低报酬、临时性的工作成为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因此，“非正规”或“非正式”的就业竟然成为把我们这个星球带入新世纪的一股潮流。 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中国除了2000多万城镇失业（包括下岗）人口以外，还有将近2亿农村劳动力需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现在已经有7000万为乡镇企业所消化，有7000万进了城，但是还有6000万左右需要工作岗位（要不然，他们也处于实际上的隐性失业状态）。何况，中国目前每年还有2000多万的新生劳动力要参加到职业竞争的行列中来。将以上三项相加，中国可能需要将近一亿个工作岗位。 而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是奔着赚钱来的。如果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价格高了，他们就会再次“出逃”。在WTO的大家庭中，有很多国家（譬如东南亚各国、东欧各国等等）在引入国际资本的竞争中是我们的强劲敌手。 外国资本是如此的行为方式，那么民族资本又是如何呢？中国进入WTO以后，中国的民族企业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所以，他们也只能选择低成本运作，这几乎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成为他们排在第一位的竞争“优势”。一般认为，这是私营企业的做法，其实不然。现在国营企业、甚至一些“企业化经营”的国家事业单位的行为模式照样如此。还有一点应该提醒国人，近年来，中国资本（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海外建厂的风声乍起。在我们为自己的企业跻身世界“ 多少多少强”成为跨国资本而自豪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资本在世界潮流中不可能独善其身，它也得遵从全球化的市场规律。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见涨时，它照样也会“出逃”。 综上所述，在劳动力成本上我们的回旋余地似乎越来越小。因此，低工资、少福利、不稳定的“非正规”或“非正式”就业会成为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就业形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以劳动者的稳定就业、稳定收入为前提的社会保险制度的“照常营业”，恐怕有点难以为继了。 在得到保险待遇的人越来越少之时，保险制度本身也遭遇财政危机，譬如养老保险制度当年入不敷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归咎于“老龄化”。然而，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跨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以来，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并不很快。现在的危机实际上主要是参保人数骤减。同时，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个人帐户，但它至今仍然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分析社会保险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仍然是“现收现付”的，所以参保人数的减少会产生致命的影响。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人数差不多减少了1/3，这也就意味着出钱的人在很短时间内少了1/3。同时，由于“减员增效”，有相当一部分不到退休年龄的人提前进入了退休生涯，他们立时从缴费者变成了领取者。当然，下岗、失业人员也不是全部不缴费，但是他们自己缴纳的那部分钱只具有象征意义，更具实质性的用人单位交纳的那部分钱从社会保险的账上消失了。 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的同时，单位和雇主又面临必须低成本运行的压力，所以近年来社会保险扩面收效甚微。在这样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应该成为进一步考虑的重点。养老保险如此，与“大数定律”关系更为密切的医疗保险制度更是不尽如人意，参保人数只占应保人数的40%就充分说明了问题。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可持续，也使得“非正规”或“非正式”就业的合理性大大增加。